《孟子.离娄上》：

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舜不告而娶，为无后也。君子以为犹告也。”

在中国传统观念中，子嗣是血脉的延续。

远古时期，部落相交驳杂，母系社会的影响之下，杂婚、血缘婚、伙婚与对偶婚中遍布着群落之中，存在着子女“知其母而不知其父”的现象。

这种原始的婚配形式成了母系社会的繁衍基础。

私有制形成后,男子的财产继承开始被重视，这种单婚(一夫多妻或一夫一妻制)的形成，使女子成为男人的附属品，男人对妻、妾的贞操开始严格要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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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此时还只是单婚制的初期，伙婚、对偶婚的习俗尚未尽绝。

女子在婚前可以与多个男人的关系，所以女子多是孕后成婚，为了保证血统的纯正性，选定有血缘的子女继承财产，便有了残酷的“杀首子”习俗。

“孟”

《说文解字》中：“孟，长也。”

孔颖达疏：“孟仲叔季，兄弟姊妹长幼之别字也。孟、伯俱长也。”由此看来，“孟”为长子的意思。

而“孟”字，上“子”下“皿”，有将子放置于餐盘之中意思，其中意思令人不寒而栗。

《墨子·节葬下》中记载：“昔者越之东有核沐之国者，其长子生则解而食之，谓之宜弟。”

古越国东边有个叫核沐的地方，长子生下来就会被杀死，说这样会对后面出生的兄弟有利。

楚之南有啖人之国者桥，其国长子生在解而食之，谓之宜弟。

此外，“弃”字的甲骨文，字形也是像双手推簸箕将一个孩子抛弃掉，本义即抛弃。

“弃”字源于周代始祖后稷名弃，传说就是由于出生后曾被抛弃而得名，而后稷又是黄帝玄孙、帝喾的嫡长子。

甚至在《封神演义》中，姬昌吃了长子伯邑考做成的肉丸，也可能是“杀首子”的演变。

初夜权

初夜权起源于欧洲，在当时高高在上的领主阶级掌握着当地中下层女性初次的权力。

而到了元朝时期，也出现了关于“初夜权”的说法，作为一种乡野传奇式的论调广泛流传。

元顺帝酷爱修行“大喜乐”之法，宠信番僧。

宫中皇帝荒淫无度，上行下效，底下这些番僧们也是无恶不作。

番僧势力所及之处，境中女子先以册藉申报姓名，凡至年岁者不论美丑高矮皆需送至僧人府中，取其元红，其后再发归夫家完婚。

这一规定被称为“开红”。

清代《烬余录》乙编载，南征过程中，元军攻入苏州城大肆掠夺，并在城内进行着残暴的统治：

“鼎革后，编二十家为甲,以北人为甲主,衣服饮食惟所欲,童男少女惟所命,自尽者又不知凡几。……鼎革后，城乡遍设甲主，奴人妻女，有志者皆自裁。”

当时法律规定“若佃客生男，便供奴役，若有女子，便为婢使，或为妻妾。”

作为下等人的汉民被地主们“鞭笞驱使，视以奴仆”，在此基础上出现了“初夜权”的现象似乎也说得过去。

另外，在周作人的《谈龙集〈初夜权〉序言》中，就提到了元代一首民间童谣，从旁佐证了这种说法：

“低叭低叭，新人留歹；安歹过夜，明朝还俉乃。”

新婚之夜，与新娘同睡的并不是新郎，而是上层地主显贵。

而与之相抗争的，便是民间出现的“摔头胎”民俗，以保证血统的纯正性。

漏洞

当然，这种说法只存在于乡村野史之中，即使是在明朝编著的《元史》中都没有确切的记录，并且其中的漏洞还是不少的。

例如在《元典章》中记载：

“至元十年三月, 大司农司又奏:探马赤军等军户推避不肯入社, 又不肯存留义粮, 亦不肯与诸人一体开兴水利”。

探马赤军推避不肯入社，可见，蒙古人是不与汉人同住的。

况且，据学者对元代实际人口的估计在8000万至1.04亿之间，而寓居于内地的蒙古人仅仅只有30万左右。

这30万人中去除老人、妇女、儿童，其中寥寥男子即使各个都位居高官，但这行使“初夜权”一事，面对如此大的基数，即使人受得了，这腰也受不了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这30万人也并非都是豪门贵族，其中也不乏生活困顿之人。

《大元圣政国朝典》记载：

“回回、汉人、南人典卖蒙古子女为驱者 , 诏书到日 , 分付所在官司应付口粮收养 , 听候具数开申中书省定夺。”

由此可见，地下的蒙古人百姓日子依旧不好过，卖儿卖女的也不是少数。

而权力集中的金字塔顶端，人们对下层百姓更是嗤之以鼻，好好的“十六天魔舞”不看，哪有闲心来看那些皮包骨头。

尾声

由此可见，元代“初夜权”的论调，与“十户一菜刀”、“汉人不得起名只能称数字”一样，始终缺乏一个确切的根据，只能作为没有根据的野史传闻听听。

但“空穴来风，未必无因”，元代贵族对于底层百姓的欺压肯定存在。

而从“摔头胎”、“杀首子”来看，其背后是私有制的一种体现，反映的是对于强调血统纯正性的伦理观念，这种最原始的残忍手段，却成为了最有效的抗争。

发布于：天津市